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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算计玩过头！苏贞昌“终于”下台 ******

　　民进党在台湾地区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岛内要求当局行政事务主管机构改组的呼声不断，该机构负责人苏贞昌何时下台一段时间来成为各界关注焦点。19日，苏贞昌宣布辞职。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随即证实，并指出执政团队将在农历年期间启动调整作业。台湾网友直呼“终于下台了”。

　　赖着不走

　　“九合一”选举大败后，蔡英文辞去民进党主席，却“慰留”口头请辞的苏贞昌。此后，嘉义市长选举、台北市“立委”补选，民进党持续惨败。《中国时报》发表文章称，民进党选战三连败，反映的是选民的失望与怒火，民众看不到民进党改变，只能寄望行政团队能全面改组。

　　多项民调显示，蔡英文、苏贞昌的满意度皆崩盘。台湾TVBS民调中心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对蔡英文的满意度低于四成，对苏贞昌的满意度仅33%，是他上任来最低点，不满意度更高达54%。亲绿媒体“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亦显示不满意苏施政者高达六成。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称，有57%的人不满意行政团队整体施政表现，创2019年1月以来新高。

蔡英文(右)与苏贞昌(左)。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

　　而苏贞昌却一直赖着不走，努力为留任造势。他设法争取南台湾绿县市长公开支持留任；还制作宣传片自我歌功颂德，却因抄袭“抖音”上的梗惹来各方嘲笑。1月4日，他自行对外宣布普发6000元新台币现金，企图以“小确幸”挽回民心。台湾《联合报》分析指出，事实上，蔡苏不和由来已久。苏贞昌不想走，在不确定蔡英文的意向下，他以抢发现金展现自己并无请辞意愿，并借此逼蔡英文表明态度。另有分析直指，苏贞昌“政治算计玩过头”，只顾着自己抢风头，让蔡英文陷于被动追认的窘境，终于使“蔡苏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崩解。

　　苏贞昌下台的消息随之传得甚嚣尘上。他近期宴请行政官员，被外界解读为“毕业餐会”；1月10日传出已在收拾办公室物品，并向熟识的朋友致电问候，有人问他是否确定要“休息”？他语带保留地回复“我什么都没有说喔”；11日，台湾《联合报》在头版头条以“苏贞昌今提辞呈”为题，指其当天将在与蔡英文的例会中提出辞呈。

　　11日，全台紧盯苏贞昌的动向。不过蔡英文办公室却没有证实收到苏贞昌的辞呈，只表示相关调整将在立法机构会期结束后进行讨论。因原定13日结束的会期延至19日，苏贞昌下台的消息也延后公布。此间苏贞昌仍核定多项重大人事、政策和预算案，被解读为“撒币救官位”，他甚至自比袁崇焕，更遭到各界嘲讽。无论怎样挣扎，苏贞昌大势已去。19日，辞职消息终于传来。

　　劣迹斑斑

　　极端恋栈的苏贞昌，在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可谓劣迹斑斑。

苏贞昌。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新闻网

　　苏贞昌在1981年县市长选举后投入政坛，是所谓民进党“四大天王”之一，2006年被陈水扁任命为行政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卸任后，他曾代表民进党参与2008年台湾领导人选举、2010年台北市长选举及2018年新北市长选举，皆失败。2019年1月，他被蔡英文任命为行政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

　　近日，台北市第三选区“立委”当选人王鸿薇发文列出苏贞昌施政时期的“五大罪状”，包括政绩不佳、家族承包官方标案引起社会共愤、态度嚣张跋扈污辱立法机构、用人失察及护短、网军治台滥用公帑等。她在“政绩不佳”中强调，台湾近几年物价上涨，民众生活越来越困苦，能源问题更是危急紧迫，且苏贞昌延误了疫苗进口采购，危及民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却从未就此道歉。

　　“态度跋扈”“经常情绪失控”，苏贞昌留给外界的观感不佳。他多次在立法机构与“立委”公开“呛声”：“立委”许毓仁要求彻查“金管会”时，苏贞昌着急骂道“你叫什么叫”；“立委”郑丽文质询其是否支持台湾发展核潜艇相关问题时，苏贞昌直呛“不要脸”；与“立委”洪孟楷互呛时，苏贞昌还直接“问候洪孟楷的妈妈”……

苏贞昌(左二)在“立法院”答询时，骂国民党“立委”郑丽文，郑丽文不满跑到备询台前表达不满。图片来源：台湾《中国时报》

　　观其从政经历，苏贞昌搞“台独”可谓走火入魔。2011年，他抛出所谓“台湾共识”概念，主张以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为主要精神，坚持“台湾主权”立场；在担任民进党主席时，他恢复设置“中国事务部”，暗示两岸是“国与国”关系。近些年苏贞昌还屡屡放话挑衅大陆，有次他赴立法机构备询，有“立委”质问他一直挑衅大陆，是否要将台湾带向战争。他竟回应，一旦发生战争，“给我一支扫帚我都跟他拼”。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苏贞昌全无下限地操弄“反中”“抗中”，故意使用“武汉肺炎”称呼，造谣大陆“隐瞒疫情”，第一时间严禁岛内口罩出口大陆，百般设限使陆生无法返校、陆配及其子女无法归家团圆，借疫情升高两岸对立，其冷漠让人唾弃。

　　“台独”顽固分子爱看大陆电视剧

　　多行不义必自毙。2021年11月，国台办列出“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点名苏贞昌、游锡堃和吴钊燮，并对他们实施惩戒。苏贞昌却扬言为此感到“光荣”，遭批“跳得越高，摔得越重”。

　　去年3月8日，苏贞昌自称引述孙中山先生的诗文，“女人是平凡的，月朗星稀，是多少女人用晨炊点燃新的一天，把零零碎碎缝补成美丽”，不过却被发现这首诗文并未收录于《孙中山全集》，而是来自于大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对此，岛内网友笑称“‘台独’是口号、亲中是生活”“口嫌体正直”“民进党别再双标说一套做一套”。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应询指出，从媒体报道看，苏贞昌讲过好几部大陆电视剧了，《延禧攻略》《走向共和》都在其中。她还推荐了《觉醒年代》《人世间》《正阳门下》《山海情》等大陆电视剧，并直言，“有些人口口声声高喊’去中国化’，私下却很诚实地追求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是不是有点人格分裂？”

　　苏贞昌还曾多次带着媒体在台湾庙宇的神明前发誓“这次参选如果失败就永远退出政坛”，不过每每食言，不断地复出，遭台民众讥讽“骗完神明骗人民”。精于政治算计的苏贞昌此次“终于”下台，民众拍手称快。

　　近来，外界盛传将由曾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的陈建仁接替苏贞昌的职务。有评论指，只要网军治台、派系治台的乱象不改，民进党换谁都没用。（中新社微信公众号）

跨文化视域下国际传播语境初探******

　　毕永光

　　【提要】叙事语境是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传播的跨文化属性，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不同文化间的语境藩篱，从语言、图像符号的信息本质入手，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构建叙事语境，减少“中国声音”跨文化传递的失真率，提高“中国故事”的易读性和亲和力，为对外传播在域外“入脑赢心”创造条件。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叙事语境传播艺术

　　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对外传播产品的供给不断丰富，网络、通信等技术保障日益完善，对外传播渠道建设也有了长足发展，与海外媒体开展内容采集、制作、播发等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硬件和渠道建设之外，国际传播软件建设不可或缺，更是难点所在。“软件”是传播内容，更是支撑内容的话语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叙事语境是关键一环。通过文字、图片、声音、视频媒介制作的任何单一和多媒介传播产品都存在叙事语境，检验国际传播叙事语境成效的标准是跨文化的“穿透力”，即对域外受众“入脑赢心”的能力。

　　一、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语境鸿沟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成员所进行的信息交流行为与传播过程。[1] 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在于，当一个信息离开它被编码的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并被解码时，可能被误读，甚至反向解读。

　　(一)中国对外传播的语境障碍

　　面对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国外传播理论界通常把世界六大宗教作为文化板块区隔的重要参照，以基督教(包含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儒教(儒家思想)为底色描绘世界文化版图的框架。[2] 当然，这种划分是粗线条的，相同区域性宗教与各国本土宗教信仰、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相结合，又生发出文化的复杂性差异，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之间的传播具有显而易见的跨文化传播属性。

　　当前，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东西方价值观差异造成的“语境鸿沟”是必须面对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的底层价值观，这种差异在东西方国家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同社会实践中表露得很充分。二是“权力距离”的差异。荷兰传播学者霍夫斯泰德提出，在一个特定文化范畴中社会成员与权力之间的距离是重要的价值观维度。东方社会被认为是“高权力距离社会”，即认同权力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组织往往显示出集权性，而西方社会则相反。三是“高语境与低语境”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发现，东方社会的高语境文化更加依赖含蓄、间接的表达及非语言交流，而西方社会则是低语境文化，喜欢开门见山、直接的语言表达。

　　中国开展对外传播除需克服价值观差异带来的障碍，还需面对西方对东方历史形成的偏见与歧视，以及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当代中国崛起的刻意抹黑与打压，令跨文化传播难度进一步增大。

　　(二)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当前，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深入研究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在“融通中外”上下功夫。文化之间的鸿沟客观存在，难以填平，但在其上搭建一座“便桥”，保障传播信息的跨文化抵达是可以做到的，这就需要寻求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

　　语境最大公约数和共情点有两个层面。一是叙事层面。中国的对外传播要向低语境文化“降维”，回归语言及图像等符号传递信息的基本功能，删繁就简，在叙事方式及背景关联上力求简洁明了，化解不同文化背景受众的解读障碍。简洁明了并不意味着枯燥乏味，还需要生动活泼的表达，增加亲和力。当年，周恩来总理向国外受众介绍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把它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是经典的跨文化传播案例。二是价值观层面。“寻找共同点”始终是跨文化传播的密钥。我们的国际传播产品在宏观上需将中国特色文化融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中观上需体现法治、低碳环保、人道主义等普遍认同的理念，微观上则要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弘扬人类情感的暖色与人性的光辉。这样的语境才易于在其他文化背景的受众中引发共鸣。

　　在国际传播中，语言翻译固然重要，但对传播效果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一方面，只有符合跨文化传播规律文本的翻译才会有理想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机器翻译不断成熟的背景下，一个好的中文文本同样具备国际传播的多种可能性。

　　二、当前对外传播的语境落差

　　对外传播场景包括媒体对外报道，展会、论坛、招商等场合及网站、新媒体上的对外宣介，与外国机构、企业及国际组织的沟通交流，在海外媒体上的形象展示等。我们很重视对外传播，但实操中往往受制于长期身处其中的文化语境，跨文化传播创新思考、实践经验尚有不足，对外传播产品在叙事语境上还存在一些局限，影响国际传播实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调子过高

　　在国内传播环境中，内宣体、文件体、企宣体、网络体等语境范式，如果不用跨文化传播思维加以“再编码”，有意识地进行受众场景转换，形成全新的对外语境，很容易造成在国际传播中调门过高、“用力过猛”。主要表现为照搬政治话语、宏观铺陈、自我夸大、结论先行等，这就等于在外国受众面前立了一堵墙，很难达到传播效果。

　　(二)意图外露

　　当下中国开展国际传播，就是为影响广大对中国不了解甚至有误解和负面看法的国外受众，转变他们的看法，扩大中国的“国际朋友圈”，服务于海外统一战线工作，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劝服”属性。但是，在叙事中直陈我们的“劝服性意图”，或把官方政策取向直接移植到对外语境中无疑是不明智的。传播心理学告诉我们，人们对“隐秘动机”始终是敏感的。如果受众感到传播方有明显的说服意图，很可能会觉得对方有所图谋，从而不肯相信相关信息。[3]

　　(三)用语不够平实、清晰

　　语言符号有约定性、抽象性、多义性，使用语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准确传递信息并非易事。中国语言文字博大精深，但在对外传播语境中，要把便于海外受众准确接受放在第一位，不应迷恋于华丽的词汇、恢弘的排比、复杂的句式。堆砌辞藻貌似高大上，却损害了语言表意的基本功能。因此，对外叙事提倡“白描式”陈述，少用或不用形容词、副词，避免使用令海外受众费解的政治术语、“热词”、简称，如“弯道超车”“政策洼地”“热土”“海丝”等。另外，网络体有生动的一面，但网络空间文化区隔性较大，网络词汇是深厚的本土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通用性不强，并不适用于跨文化传播。对外叙事使用网络词汇、“热梗”，难免遭遇“尬聊”。

　　(四)缺乏好故事

　　近年来，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对外传播产品中故事不少，但好故事、能在不同文化背景受众中引发共鸣的故事还是不多。讲故事关键要见人、见事、见细节、见情感，要能打动人，避免套路化的叙事。故事的形态是多样的，有宏大的故事，也有普通人的故事；文字可以讲故事，图片、视频也可以讲故事；可以是完整的故事，也可以是嵌入式的小故事，一句话、一张图、一个短视频都可以承载一个精彩的故事。比如北京冬奥会的点火仪式，“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小故事就把低碳环保理念与中华文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以上说的主要是“术”的不足，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道”，即在价值观层面更好地“融通中外”，寻找对外传播语境最大公约数。

　　对外传播首要目标是信息抵达，最佳也是最难达到的效果是实现共情，既让海外受众“心有戚戚然”。要达致共情，必须有“移情”的能力，即认识和理解他人看法和感受，并以令人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这种理解的能力。[4] 要具有这种能力，就要求传播者虚心了解传播对象国和地区的历史、文化，了解当地受众的认知习惯，做到知己知彼，因地施策，分众传播。

　　三、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着眼于提高跨文化亲和力

　　(一)倡导“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

　　中国新闻社在长期从事对外传播实践中形成了“中新风格”，在叙事语境营造上主张增加人情味，摒弃宣传味，采用民间视角和海外受众习惯的语言，努力做到“长话短说、官话民说、硬话软说、空话不说”。[5] 近年来，中新社进一步提出“中话西说”，探索用融通中外的理念开拓跨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并开辟了以“理性对话，文明互鉴”为主旨的学理性专栏《东西问》。

　　构建国际传播语境应以“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为基本导向。平实的陈述便于理解，生动的表达易于接受，这是提高传播产品跨文化亲和力的内在要求。

　　“平实的陈述”中的“平实”是指用平实的态度、平实的语言讲述事实，语汇的指代应该是具体的、清晰的而非抽象的、模糊的，在叙事中降低中国高语境文化中表意“虚”的部分；“陈述”就是有条理地说出，区别于抒情，更不是煽情。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对外传播中期待用内宣方式煽情、制造“泪点”是不现实的。

　　在传播实践中，对内容的生动表达往往易于被受众接受且不易被遗忘。“生动的表达”体现在标题制作、语言组织、叙事架构等方面，以小见大、细节、现场感、生活气息、人情味等都可以成为生动表达的载体。

　　“生动的表达”还应该是简短的。简短是传播内容的浓缩状态，有助提高对外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在当今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为主的时代，简短的内容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接纳。因此，在国际传播中应用语言符号时应提倡短文、短句、短段落，力戒穿靴戴帽、拖泥带水。当然，简短的内涵是注重对传播内容的提炼，并非简单的篇幅长短问题。

　　(二)重视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破圈”效应

　　视听作品包括影视、音像、视频等形式。摄影和视听作品对语言依赖较小，更适合在不同文化圈之间传播。加之国际传播有“浅传播”的特征，即让外国普通受众对中国有一个大致的、表象的正面印象就达到了有效传播的目的，这也让摄影和视听作品有了发挥的广阔空间。

　　“平实的陈述，生动的表达”同样适用于视觉和听觉作品。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对外国观众而言，他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就是一个带有丰富中国元素的视听作品。在举世瞩目的时间节点，开幕式展示了当代中国人的开放、自信，中华文化的简约、大气、唯美、灵动，自然成为以一当百的中国形象宣传片。

　　李子柒则是民间对外传播的典型案例。她拍摄的展示田园生活的视频作品将中国节气、节日、民俗等文化融入衣食住行之中，以精致质朴的画面见长，没有配音，更没有英文字幕，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海外社交平台拥有上千万粉丝。

　　视觉形象塑造也是敌视中国的西方势力攻击、抹黑中国的“武器”。充满歧视意味的中国男子“傅满洲”形象及近些年频现的“眯眯眼”中国女性形象就是通过视听产品及平面广告等方式传播的，BBC 在报道中国的图片及视频上加“阴间滤镜”的操作更是西方新闻史上的一个丑闻。与之相反，不久前登上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的中国摄影师罗冰的反种族歧视作品《All in Love》，则给外国受众呈现了一个看待中国女性的正向视野。

　　发挥摄影和视听作品在国际传播中的“奇兵”作用，需要把跨文化传播的理念融入策划、拍摄、后期制作、平台播发各个环节中，优化叙事语境，不断推出“中国视角，国际表达”的制作精良、有感染力的作品。完成这个目标既任重道远，又大有可为。

　　四、结语

　　做好国际传播关键在人。要重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加强外派、交流，积累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从事传播工作的经验；吸收海归人士、外籍人士加入国际传播，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就为福建的对外传播做了大量有益工作；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外籍网红是中国开展国际传播需要涵养的重要资源，应为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提供必要的便利。在当前的“自媒体”时代，中国公众每天通过镜头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着中国的方方面面，也是国际传播的生力军。应鼓励公众探索国际传播的有效路径和叙事语境，充分利用海外社交账号开展传播，让更多的“李子柒们”成为当代中国的民间“形象代言人”。

　　(作者系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融媒体中心主任，文章刊于《东南传播》2022 年第 3 期)

　　国际传播界·2022 年第 7 期

　　注释：

　　[1] 邱沛篁等 . 新闻传播百科全书 [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2][4](美)萨莫瓦等著，闵惠泉等译 . 跨文化传播(第六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71-89，314

　　[3](美)洛厄里、(美)德弗勒著，刘海龙等译 .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第三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07-108

　　[5] 中国新闻社记者手册 [M]. 北京：中国新闻社，2014.23-24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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